随着不断地实践总结，随着加工技术地进步，我对大铜章的认识和理解在改变。我在积极的摆脱固我，突破以往着眼于物，拘泥于主题，束缚于文学性、叙事性，更多的探求什么是大铜章特有的语言、性格，想使它更纯粹一些，更本质一些。从前设计考虑较多的是画面，比较平面，比较二维。现在则多想着触觉、手感和器形。当然这并不等于抛弃物和主题，我想换一种表达方式。有时我在想，如果不把主题看得太沉重，淡以待之，大而言之，侧而视之，创作是否会不那么“痛苦”，如果能把设计带入一种“玩”的境地，那所谓的灵感是否会更多的闪现。“玩”不是戏弄，它是一种境界，是主客体间的契合。先人有训，1500年前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说道：“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”，即表明物我交融，“游”字妙。又说“物色之动，心亦摇焉”，说出了创作主体对客体的心灵感悟，“摇”字妙。与西方艺术重功利讲逻辑不同，东方艺术重精神讲意境，这种物我合一，大而化之的观念说明创作活动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精神活动。我们对物象并不以简单描摹为能事，而应一以贯通，中得心源，整体把握，如此才能由浅入深，探得真谛。许多人喜爱大铜章，许多人研究大铜章，总有些话题说不完。
    东西方文化有着很大差异，这种差异使得两种文化之间有时的确没有可比性。两种文化表现出来的价值标准直接影响到审美取向，无论绘画、雕塑、建筑，从造型观念到形态样式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，这种差异和特征同样也表现在各自的钱币上。很特别的是大铜章是个例外。
    客观地说，我们所谈的大铜章是机制币的派生物，是一种舶来技术，不是我们的传统。如果说我国的大铜章源于花钱，似乎有点勉强。大铜章与花钱并无血缘关系，完全是它的加工方式决定的。大铜章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是成就于它的加工方式，它是机制产品，形制样式，规格尺寸，浮雕高低，金属分布等都得按规矩，违背了规矩，一切枉然。我们研究评价大铜章也是以这些要素为标准。而花钱则不然，它是浇注成型，金属流到，物件自成，大小不受限制，形态不受限制。所以，花钱不是大铜章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    我们可以也应该将我们的文化表现在铜章上，在艺术上体现民族特色，独树一帜。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是：中国外国大铜章加工的技术标准是同一的。尽管我们有了先进的设备，也有了一些经验，应该看到，我们依然还有很大差距。不可回避的还有，大铜章的艺术语言，表现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采用了西方的方法，与传统的西方国家相比，我们还要好好努力。